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状况及思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对早期传播进行全面、客观、公允的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早期传播”时间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本文以1918 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文章的时间为上限，以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为下限。1918年11月至1927年7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三个印记清晰的阶段。

（一）自发、自觉传播阶段

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我国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早期传播的主力军。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他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杨匏安发表的《马克斯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李汉俊、李达等发表的《怎样进化》《什么叫社会主义》等文章，形成了早期传播春潮涌动的局面。

国民党人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朱执信、冯自由、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相继在《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上发表翻译一批文章，如《马克期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讨比评》《阶级斗争之研究》等，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他进步人士也加入早期传播队伍，比如，邵飘萍、陈溥贤、张西曼、陈豹隐（陈启修）、俞颂华、赵必振、费觉天、胡南湖 ( 鄂公）、熊得山、成舍我等。

  在这三种类型进步知识分子的“合力”下，形成了早期传播的第一个高潮。“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二）有组织传播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播。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诞生。它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党的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并将《新青年》杂志确定为党的机关刊物。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出版，成为开始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有意思的是，从著作史的角度看，《共产党宣言》是由自发自觉传播到有组织传播阶段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是由戴季陶委托浙江留日学生陈望道翻译，并提供日文译本，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陈氏译好后于1920年5月底或6月初，从家乡义乌赶到上海，但此时《星期评论》正要停刊，不久戴季陶离开了上海。陈氏于6月28日将译稿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由党的第一家出版社——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于1920年8月出版。这样《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是在自发阶段完成，而出版是在有组织传播阶段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紧密相关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下，党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路7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建立了党的第一家印刷厂——又新印刷厂，负责出版印刷党的杂志和马克思主义书籍。在上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办起具有党校性质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组织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向苏俄输送革命骨干。《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前驱》与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机构，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通过“丛书”形式，有计划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图书，主要有“新时代丛书”“经济丛书”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3种。“新青年丛书”出版了《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等8种。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成立了人民出版社。该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4种，“其他”9种。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早期传播在中国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初步结合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开始。但真正有意义的结合则始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此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共一大制定的文献上。中共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是“推翻资本家阶级”，“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基于当时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判断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提出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显然这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表明最初的结合是不成功的。一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前进行的革命是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先进行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因而中共二大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开端。中共二大及之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革命（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等一批著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结晶。

以上三个阶段具有逻辑的连贯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逻辑起点，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质的跨越，清晰地记录了早期传播由自发传播到自觉传播，再到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历史演绎。

早期传播史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及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多个研究领域，是一门显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发掘出版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线。经过数十年来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出版了大量资料性图书。2015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系统整理、影印了1915年至1949年间近代革命、进步期刊151种，共计428册3亿余字，其中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内容近300万字，是迄今为止早期传播史料辑录最丰富、最厚重的资料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收录早期传播著作文本95部，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赞誉“此选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红色历史文献的精华集萃，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很有学术价值。”此外，早期传播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匏安、瞿秋白、毛泽东等均出版了全集、文集、选集等，他们有关早期传播的文章基本收齐。

（二）重要记载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中共创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和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的著作均辟有专章（节）记载和研究“早期传播”。如《伟大的开端》《五四运动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等均辟有专章，把早期传播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研究专著不断面世

  1963年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早期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体现了当代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谈敏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是我国唯一研究1896—1919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传播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喜的是，一批博士担任了研究的主力军，出版了一批专著：《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等。

  早期传播成绩显著，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应该指出，目前的研究成果，离全面客观公允还原这段辉煌历史还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学界同仁继续作艰苦的努力。

（一）史料要深度发掘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史料就无所谓历史研究。事实上，目前有关早期传播的史料只出版了一小部分，需要国家有关方面组织大专院校、社科机构，有计划、系统的分工合作，进行挖掘、整理、编纂和出版。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文本是早期传播的物质见证，是最主要的纸质载体。把外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精华集中、系统、完整地体现在著作文本上，也就是说通过对著作文本的整理、研究，基本上可以掌握早期传播的内容、特点、阶段与价值等。然而迄今为止，著作文本研究还多是个案研究，著作文本整体性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并没有展开。比如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研究比较成熟，但这只是个案研究，不能代替整体研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界对 1920—1927 年究竟有多少著作中文本都不知道，这个最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遑论整体性研究。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知早期传播文本有近200本，大体分三个方面：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文本。学界除了对《共产党宣言》有专题研究外（仍没有比较研究），其他则缺乏研究。如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同月（8月）出版的还有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著作，被马克思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之作。李大钊将之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一起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圣书”，然而还未见有研究成果。

2.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本。早期传播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诠释本进行传播的。诠释本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外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不完全统计，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等80余种。这部分诠释本水平比较高，构成诠释本的主体，其中《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影响很大，与《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推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重要革命者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文本。《列宁主义概论》（即《列宁主义基础》）自延安整风以来，长期是中共干部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另一部分是国内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不完全统计，有《社会科学讲义》《唯物史观浅释》《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唯物的人生观》等40余种。1925年《马克思主义浅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10个月就印了9版，各地党团组织将它列为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必读的著作之一。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十分明确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瞿秋白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之始，尽管一开始有些照搬和教条主义，但很快就走上了正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文本忠实地记载了这个历史轨迹，代表性的著作有30多部，《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一再印刷，成为政治畅销书。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制定的文献，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探索国民革命的成果，体现了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高水平。但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将这些党的文献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把重点放在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具体人物研究上。

（二）加强传播渠道研究

渠道是传播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传媒渠道和地域渠道。没有这两个渠道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指出，这两个渠道的研究在我国还处在初始阶段，传媒渠道的个案研究不少，但作为整体性研究尚待展开。

我国学界公认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有日本、苏俄、西欧三个渠道，其中关于日本渠道的研究成果最大。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作了一些研究。但这方面不如日本学者，他们在语言、资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比我国学者深，但同样整体性研究也未开展。我国学者懂日文的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多半利用二手资料，很难有所创新。李爱军博士获得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汉译、传播和接受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苏俄渠道就成了传播地域的主渠道，很可惜学界对此至今还没有展开实质性的研究，以致许多情况还是谜团。比如《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在大革命时期是列宁主义传播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在我国影响巨大。前者被列宁称为“极有价值的书”，中译本印刷达到4.5万册；后者公认是论列宁主义“最正确最得体的书”，“中国国民革命的人必须要读的书”。但是，它们通过什么渠道到中国，中文译者是谁？这样的基本问题还没人研究。西欧渠道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日本著名中共党史学者石川祯浩提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美国渠道。有学者认为美国渠道实际上是苏俄渠道在美国的体现。湖北大学杨荣博士为此到美国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完成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专任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渠道研究”。她指出：“首先，美国渠道是客观存在的，对其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内容提供更丰富的史料，对初期传播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次，研究的范围还要扩大。事实上美国渠道并非从翻译《Soviet Russia》始，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早已‘详细讨论’，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反马克思主义者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就‘非常之多’。《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本。该书就是美国“各校社会主义社”秘书列德莱所著，1919年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本李季翻译，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因此研究的视野，不仅在进步的杂志，还要注意美国左翼、社会主义的出版社等。事实上日本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常识，很多是通过英文获得的，英文版的书报有些是美国传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也是通过美国渠道获得，这方面尚未引起学人注意。”

（三）改进研究方法，全面客观公允地还原和研究早期传播史

唯物史观不仅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指南，也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但毋庸讳言，在早期传播研究方面存在违背唯物史观的现象和做法，以致阻碍了还原历史真相和深入研究历史。一定要克服这些现象。

一是防止“以论代史”。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是深入历史环境，而是按照现有的结论去套，结果有些论述离历史真相越来越远。比如，以前的说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无暇东顾之机，得到空前发展。事实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9世纪20-30年代。又如，传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级成为自觉阶级的标志，此结论在上海有史料依据，但在武汉等地则不成立，因为武汉地区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为五四运动举行罢工。

二是防止以人物的政治地位来评价历史。评价人物不是回到历史现场，而是以人物后来的政治地位来评价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对陈独秀的评价。对早期传播史、中共创建史、大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段历史就无法还原。长期以来，陈独秀被扣上“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虽然有两顶帽子被摘掉了，但与李大钊、毛泽东的评价上仍是两个标准，对他过于严苛了。

三是防止有选择性地利用史料。有些重要的史料已经发掘出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些史料视而不见，势必导致忽略许多重要史实。最典型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研究。此文在早期传播、中共创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发表于1921年6月，公开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显而易见是为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制造舆论，其论述体现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此书早在1991年出版的《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全文刊出，2016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重新校对出版。但很遗憾，除拙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外，至今在其他党史、传播史里没有它的踪影，究其原因是作者田诚生平不详而不选择之。

（田子渝，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