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以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成就、不足与展望

“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专史性成果有《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传播史稿》（刘大明，2017）、《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刘继忠，2019）、《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曾一果等，2018）等。通史性成果有《中国新闻传播史》（阳海洪主编，2017）、《作为政治的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赵云泽，2017）。此外，这一阶段的专题性成果非常多，下文先论著作，后述论文。

（一）“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报刊史研究方面，近代报刊图像、近代宗教报刊及民营报刊等有了专题性成果

报刊图像与画报研究成就显著。首推《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韩丛耀，2017），分10卷本论述了中国近代新闻漫画和新闻照片的发展历程，算是迄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近现代图像新闻史；还有《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史》（甘险峰，2018）和《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胡正强，2018）介绍了中国近现代新闻漫画和漫画新闻的发展历史。其次是画报史成果显著，《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49）》（吴果中，2017）梳理出了中国近现代画报的发展历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陈平原，2018）则集社会风俗、文化思潮、审美趣味于一书，再现了晚清画报的缤纷面貌。其他相关成果还有《图像与启蒙：清末民国画报教化功能研究》（徐沛，2018）、《报里乾坤：〈北洋画报〉中的天津城市文化》（王兴昀，2017）、《民国画报人物志》（周利成，2017）等等。此外，《晚清画报全30册》（张玮编，2019）、《北洋画报》（黄显功编，2019）、《时代画报》（张伟编，2017）、《东北画报影印集》（李彤主编，2018）等整理了一批珍贵画报史料。

宗教报刊有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在华传教士出版简史》（金多士，2017）详尽记录了早期在华传教士的书籍出版与报刊活动，通过它可以了解到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过程。相关成果还有罗文达的《中国三大宗教报刊》（2016）、《在华宗教报刊》（2017）、《中国宗教报刊》（2017）及《近代福建教会大学编辑出版刊物研究》（孟雪梅，2017）、《〈万国公报〉与近代科技文化传播》（邓绍根，2016）等。

两大民营报刊有了新的研究进展。《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俞凡，2016）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之电报、信函、报告、记录以及相关档案对该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诠释。还有一些成果如《〈大公报〉政论研究：以“国家中心论”为中心》（李群，2017）、《回忆大公报》（周雨编，2016）、《闲话大公报》（张刃，2016）等丰富了《大公报》史研究；《申报》研究出现了《〈申报〉女性人生——晚清女性婚姻家庭生活研究》（温文芳，2017）、《媒介呈现、生产与文化透析民国〈申报〉征婚广告镜像》（张艳，2017）、《〈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朱晓凯，2017）等专题性成果。

另外，围绕近现代报刊功能与影响的研究出现了系列成果如《革命与媒介——辛亥首义的报刊动员及报道》（丁苗苗，2016）、《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谢庆立，2018）、《报刊舆论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刘兴豪，2016）、《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胡全章，2017）、《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王天根，2016）、《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角色研究》（杨晓娟，2019）、《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王玉春，2018）、《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研究》（员怒华，2018）等。

2.广电史研究方面，民国广播史、地方广电史成果较多

首先，民国广播史研究结出硕果。《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上、下）》（赵玉明、艾红红、刘书峰，2016）汇编了北洋时期的广播电台、国民党党政军办的广播电台、商业广播电台、宗教性广播电台和外国人办的广播电台等各类地方广播史料。《媒介与社会：民国广播史论》（龙伟，2016）介绍了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战争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有《中国广播现代性流变：国民政府广播研究（1928-1949年）》（李煜，2017）、《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汪学起，2017）等揭示了广播在维护国民党统治中所发挥的“喉舌”作用。

此外，当代中国广电史也有了新进展。如电视史方面有《中国电视史：1958-2008》（常江，2018）；播音史方面有《中国播音学史研究》（高国庆，2016）、《新中国播音创作简史》（喻梅，2016）；广播史方面有《新世纪的交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2000-2012）》（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节目中心，2016）等。这些广电专题史弥补和丰富了过去的广电史研究。

再次，出现了一批地方广电史研究成果。如《湖北省广播电视志》（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2018）、《大理白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志》（大理白族自治州新闻出版广电局，2017）、《沈阳有线志（1989-2014）》（何宏刚，2017）、《景德镇广播电视专志》（尧宁生，2019）、《连云港广播电视志》（《连云港广播电视志》编纂委员会，2016）、《余姚广播电视志》（余姚市广播电视台，2016）、《建德市广播电视志（1950-2015）》（建德广播电视台编，2017）、《吕梁广播电视台台志（1986-2016）》（刘和平，2016）、《台湾广播发展史》（陈维超，2016）等。

3.期刊史研究方面，出现了期刊通史、专题史、个案史及史料类的成果

期刊通史研究。中国期刊协会组织出版的5卷本《中国期刊史》（石峰，2017）将近代以来的期刊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中探究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是迄今较为完整、系统的期刊专史著作。《新中国期刊（1956-1966）》（童忠全，2017）收藏了1956-1966年间的期刊创刊号及一小部分民国末期创办的期刊，可算是另外的补充之作。

期刊专史研究。如《中共早期期刊历史系谱》（张宝明，2018）、《“孤岛”气候与海派气质——“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研究（1937-1941）》（游溪，2018）、《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史》（姚远、颜帅，2017）、《中国期刊数字出版技术变迁研究》（张立伟，2019）。

期刊个案研究。站在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现代性乃至科学传播的时代高度来俯瞰和审视，这方面的成果有《〈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张宝明，2017）与《〈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江巍，2019）；《〈东方杂志〉与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蔡胜，2019）、《〈东方杂志〉与中国新文化运动》（赵黎明，2019）；《媒介与学生：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1914-1931）》（刘宗灵，2017）、《〈亚泉杂志〉与近代西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陈镱文，2017）；《向西方诠释中国：〈天下月刊〉研究》（彭发胜，2016）、《多元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国评论周报〉与〈天下月刊〉研究》（黄芳，2018）。《新青年广告研究》（汪耀华，2016）与《东方杂志》广告研究（罗奕，2016）则开启了近代期刊的另一个研究视角。

期刊史料整理，如《不忍杂志汇编》影印本（康有为，1913/2016）等。《创刊号经眼录（1949-1959）》（李勇军，2017）收纳了30余种有代表性的期刊，创刊号近百种。《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何宝民，2017）收集了50种稀见的“短命”民国文学短刊和原刊图片三百余帧；其姊妹篇《刊影流年》（何宝民，2018）则收录了一些罕见的珍刊。

4.广告史与管理史研究方面，集中于近代报刊广告史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民营报业的改造研究

近现代广告史研究出现了一批专题性成果。如《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文学广告研究》（彭林祥，2017）、《预告、呈现、揭示——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胡明宇，2018）等基于广告视角研究文学，带有跨学科特点；《中国近代民族品牌的广告传播研究》（杜艳艳，2017）；《广告呈现与传播中的近代澳门社会——基于〈澳门宪报〉中文广告的研究》（徐莉莉，2016）、《抗战时期〈广西日报〉（桂林）广告研究（1937-1945）》（陈洪波，2016）、《清末上海中文报纸中的日本广告研究》（谢薇，2016）研究的是广告品牌与近代报刊广告。还有《中国当代广告“健康”话语变迁研究（1979-2014）》（厉国刚，2018）、《1979-2018中国纸媒广告中的文化符号和文化价值观——以〈新民晚报〉〈时装〉杂志为个案》（吴辉，2018）分析了当代广告符号的内涵与话语体系变迁。

解放初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管理研究。如《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1949-1956）》（张春燕，2016）、《新中国民营报纸的消失（1949-1957）》（郑宇丹，2016）、《改造日常：〈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生活空间之建构（1949-1966）》（董倩，2016）等。

5.地方新闻史研究方面，成立了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出现了重大专史性成果及一批地方新闻史志

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2018年9月23日，它作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二级分会在华南理工大学成立，提高了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地区新闻史的系统性研究。《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三卷本》（宁树藩，2018）第一次对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地区和港澳台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成为本阶段一项重大突破性成果。

地方新闻史成果。如《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于凤静，2017）、《广西新闻传播事业史》（万忆，2018）、《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蔡斐，2017）、《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4-1949）》（蔡斐，2017）、《襄阳当代新闻事业史稿（1949-2014）》（管文娟，2016）、《湖州新闻史》（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2017）、《汕头埠新闻业》（曾旭波，2018）、《天津报刊与中国现代文学》（杨爱芹，2016）、《风雨彩虹紫荆花开（香港传媒业历程与发展探析）》（殷楠、易鑫宏，2017）、《台湾大众传媒与政党政治关系衍变研究》（张彦华，2017）、《台湾新闻观念变迁与两岸传媒交流前瞻》（谢清果，2017）等。

地方新闻史志。如《上海新闻志（1993-2002）》（《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2018）、《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报业卷（1978-2010）》（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8）、《湖北省新闻出版志》（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2018）、《浙江当代新闻报业图志》（王明光，2019）、《辽宁报业通史（1899-1978）》（辽宁报业通史编委会，2016）、《河南报刊创刊号》（于为民，2016）与《河南新闻出版界人物》（于为民，2016）、《连云港报业志》（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2018）、《台湾报业的新闻理念与实践》（佘绍敏，2016）、《台湾报业：历史、现状与展望》（陈致中，2016）等。一些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也非常翔实，如《粤东近现代报人报刊史料考略》（蒋冬英等，2016）、《近代上海小报图录》（郭骥、黄薇，2018）、《汕头埠老报馆》（曾旭波，2016）、《汉水上游报刊史话》（付鹏，2018）等。

近现代地方报刊个案。如《〈湘报〉与晚清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研究（1897－1911）》《哈尔滨〈远东报〉研究》（韩海燕，2016）、《无意识之力：1927－1937年广州报纸社会新闻研究》（胡雪莲，2017）、《上海〈时报〉新闻业务变革研究》（余玉，2018）、《哈尔滨四十年回顾史——〈滨江日报〉（1938年9月－1943年2月）地方史料辑录》（李冬梅，2016）、《文山日报社志1953．4－2017．12》（朱法飞，2018）、《迪庆日报社志》（迪庆日报社，2017）、《鹏城报事：深圳商报社创业档案》（高兴烈，2016）、《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吴自力，2017）、《西藏日报60年（1956－2016）》（西藏日报60年编写组，2016）、《天水日报社志》（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6）、《固原日报社志（1984．12～2016．2）》（王志贤，2016）。

地方宣传志。如《榆林宣传志（1949－2014）》（《榆林宣传志（1949－2014）》编纂委员会，2017）、《中共苍溪县委宣传志（1933．9～2008．12）》（中共苍溪县委宣传部，2016）、《隆尧县宣传志（1926－2015）》（中共隆尧县委宣传部，2016）、《巴中市巴州区宣传志（1916－2015）》（中共巴中市巴州区委宣传部，2016）。

6.新闻史料的专题性整理方面，一大批民国新闻史料得到了系统性的发掘和出版

首先是民国新闻史料专题的整理。由方汉奇、王润泽牵头整理的民国新闻史料出现重要突破，取得《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32册（2017）、《民国时期新闻史料三编》26册（2018）、《民国时期新闻史料四编》30册（2019）等系列成果。另外《民国时期出版史料续编》全20册（吴永贵，2016）也收录有民国时期的新闻出版史料。

其次是一批抗战报刊史料专题的整理。如《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虞和平，2016）的文教、新闻、史地部分收录了大量报刊史料，还有《无声的炸弹：传单上的抗日战争》（许金生，2017）、《云南抗日期刊》（王水乔，2016）、《抗战印记》（王政，2016）、《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田伯烈，2017）、《抵抗的中国：外国记者亲历的中国抗战》（方明，2017）、《浴火重生〈纽约时报〉中国抗战观察记（1937－1945）》（郑曦原，2016）等。

过去被忽视的日伪新闻史料整理与研究也有新成果，如《〈满洲日日新闻〉研究》（谷胜军，2016）、《伪满洲国主要汉语报纸文艺副刊目录》（大久保明男，2017）、《台湾日日新报缩印本》（2016）、《台湾新报缩印本》（2016）。

剪报史料首次有了重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满铁剪报”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涵括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170份报刊中关于中国问题的剪报史料，这是我国迄今最系统的剪报史料。其次是《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10卷本）（上海报业集团，2017）。它集纳有上海历史掌故专辑与淞沪抗战专辑剪报史料。

一批民国报刊个案史料也逐步被整理出来。如《京报副刊（总目、索引）》（邓咏秋，2016）、《京报副刊》（孙伏园，2016）、《京报文学》剧本卷（孟春明，2017）；《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苏精，2017）、《清末报刊载海军史料汇编》（马骏杰等，2016）、《〈盛京时报〉吉林商贸资料类编（1906－1912）》（周春玲，2017）、《群众日报每日实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血捍滇缅路：〈新华日报〉滇缅战区报道汇编（1939－1945）》（穆英杰，2017）、《民国时期山东报刊目录提要》（李西宁，王玉梅，2016）等。

7.红色新闻事业方面，共产党中央报刊的数字化、红色报刊史与通讯社史有了新的梳理与补充

红色报刊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取得重大进展。延安大学图书馆组织实施了《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建设，2018年底完成了8500多万字的延安时期党中央机关报（含《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全文数字化；另外还有《解放日报上海新闻整理汇编（1941．5－1947．3）》8册（贾翠玲，2019）、《〈新中华报〉整理本》（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6）、《〈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2016），保护传承了党的珍贵历史文献。

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红色新闻史研究。目前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李文，2017）、《山东解放区新闻史（1937－1949）》（王华，2018）及《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报纸大众化研究》（王咏梅，2018）。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有了专门的整理，如《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于岸青，2018）、《人民日报的诞生》（钱江，2018）。姊妹篇《民族的号筒》（张玉红，2017）与《游击办报记》（张玉红，2017）揭示了《晋察冀日报》的历史作用及其红色宣传工作者的情况。其他如《中共早期党报图录》（朱军华，2016）、《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付科，2016）、《〈群众〉周刊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张红春，2016）、《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张帆，2017）（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之一）等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抗战时期党的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与历史经验。

红色中华通讯社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研究》（王美芝，2019）揭示了中国工农通讯社的成立过程。《红色中华研究》（王美芝，2019）与《红色中华社史料》（王美芝，2019）完善了新华通讯社的早期历史研究。《从红中社西安分社到新华社陕西分社》（李勇等，2017）回顾了新华社西安分社的发展历程与历史贡献，补充了新华通讯社史。

8.传媒人物史研究方面，出版了系列名记者传记，探讨了记者的职业生态

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名记者》（柳斌杰，2020）丛书，已出17卷（共20卷），讲述了中国历史上400位为革命、为人民立言记事的优秀记者的光辉事迹，是目前相对较全的传媒人物史。还有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出版的民国新闻史人物研究系列丛书4种：《坚守与徘徊：新闻人马星野研究》（王继先等，2018）、《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关梅等，2018）、《记者与学者：新闻人黄天鹏研究》（曹爱民、2018）、《幽默与抗争——新闻人林语堂研究》（钱珺，2018）。

其他如陈独秀、陈布雷、章太炎、成舍我、赵超构乃至战地摄影记者方大曾都有了新的整理研究。如《陈布雷回忆录》（陈布雷，2016）、《陈独秀自述》（丁晓平，2016）、《追梦与幻灭——报人成舍我研究》（黄志辉，2017）、《史量才研究》（何扬鸣，2019）、《报人赵超构》（富晓春，2017）、《章太炎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王磊，2018）、《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冯雪松，2017）。

除了个体，报人群体也得到了关注。如《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李礼，2017）展现了晚清报人群体的历史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陈志强，2019）则勾勒了中国共产党报人群体的特征与其新闻思想演进的轨迹；《中国新闻界的“半边天”》（陈崇山，2016）专门梳理了我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百年历程。

传媒人的职业生态也有了研究关注。这方面的成果有《中国近代传媒的职业建构与文化嬗变》（齐辉，2019）、《中国出版人从业生态研究》（陆高峰，2017）、《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危机研究》（丁汉青等，2019）、《新闻记者岗位准入与退出制度研究》（严功军，2018）。

9.传媒教育史研究方面，首次出版了总结性的年鉴，同时开启了办学史、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系统总结。第一部梳理和记录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近百年历史的巨著《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2016）系统介绍了近百年来所涌现的教育家、新闻工作者等，全面展现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面貌，此后年鉴持续出版至今。其他重要的传媒教育史成果有《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1912－1949）》（许晓明，2016）、《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2000－2014）》（陆丹，2016）、《三十而立：中国体育新闻教育30年》（杜友君，2016）、《中国广告教育三十年研究（1983－2013）》（闫琰，陈培爱，2016）。

新闻名校办学史的梳理总结。《北大新闻学茶座精编》（陈开和等，2017）、《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新篇章》（刘扬等，2018）揭示了我国早期大学新闻教育的起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简史》（黄瑚，2019）、《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何扬鸣，2017）、《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史》（曹顺庆等，2016）、《新闻传媒学院史》（董小玉，2016）则揭示了复旦、浙大、川大、西南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18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40周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专刊专门刊载了一组文章回顾、记载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40年发展史（含办学）。

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的总结。《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朱至刚，2016）介绍了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引介路径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十年》（陆绍阳，2019）详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此外，《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唐绪军，2019）、《传媒经济学：中国的学科构建》（喻国明等，2016）、《中国近代报业管理学史（1834—1949）》（曾来海，2016）、《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黄旦主编，2018）这些学术史著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打下了较好的学术基础。

10.新闻传播思想史方面，近代新闻传播观念与外国传播思想史研究结出硕果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中国新闻伦理思想的演进》（徐新平，2020），它全面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新闻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代表人物的新闻伦理思想及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另外，还有《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嬗变：以本土化和现代化为视角》（李滨，2017）、《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涂凌波，2016）、《声音历史的观念足迹中国广播新闻传播观念的演进研究（1949－2009）》（李静，2016）、《晚清上海娱乐观念的传播学研究》（马薇薇，2016）、《戈公振新闻思想研究》（蔡斐，2017）等系列成果。外国新闻传播思想研究方面，《美国传播思想史》（胡翼青，2019）、《欧洲传播思想史》（李彬、曹书乐，2016）两部著作为新闻传播出版总署“十一五”“十二五”重大学术规划项目“中外传播思想史”的重要成果，填补了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

11.传播史研究方面，华夏传播史研究重新开启，西方传播学的缘起得到梳理

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启。1993年厦门大学为推动华夏传播的研究成立了传播研究所。2018年9月16日，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谢清果牵头成立华夏传播研究会，并推出《华夏传播学的想象力——中华文化传播研究著作评介集成》（谢清果，2018）、《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谢清果等，2019）、《华夏文明与舆论学中国化研究》（谢清果，2018）、《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潘祥辉，2018）系列成果。

西方传播学发展的梳理。《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李金铨，2019）深刻反思了“美国传播学”。《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施拉姆，2016）、《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辛普森，2017）、《追溯柏拉图——传播学起源概论》（杜斯，2018）、《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陈世华，2017）等探析了西方传播学的缘起与演变轨迹等。

12.外国新闻史研究逐步兼顾地区平衡，关于亚欧国家的研究成果显著

外国新闻史研究方面，过去学界多集中于英美国家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对欧洲其他地区及亚洲国家的关注不足，本阶段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欧洲、北美国家的研究系列。加拿大、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前苏联等国家的新闻传播史有了译著和整理。如《加拿大传媒研究》（加什尔，2019）、《加拿大广播政策变迁与目标研究》（姜文斌，2017）、《西班牙新闻传播史》（何晓静，2019）、《葡萄牙新闻传播史》（李菁，2018）、《德国新闻传播史》（吴Z薇，2017）、《法国新闻传播史》（陈继静，2017）、《苏联晚期媒介生态与体制》（张举玺等，2016）等。

东南亚及中东国家的研究系列。如《伊朗大众传媒研究：社会变迁与政治沿革》（任孟山、张建中，2016）、《印度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曹月娟，2019）、《印度新闻自由与法治研究》（王生智，2016）、《巴基斯坦大众传媒研究》（金强，2017）、《菲律宾〈世界日报〉研究》（陈东霞，2019）、《南亚东南亚国家大众传媒发展与现状》（单晓红，2018）、《“媒”力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生态调研》（姜锋，2016）、《“一带一路”视野下海外华文媒体动态与前瞻》（彭伟步，2018）、《菲律宾华文报刊与中国文化传播》（赵振祥等，2018）、《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东南亚华文传媒与华文教育》（和雪莲等，2018）、《〈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易淑琼，2017）等。

英美国家的研究系列。如《有权无责：英国的报纸、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卡瑞，辛顿，2016）、《美国文学新闻史：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的兴起》（哈索克，2019）、《大转折时代：报纸覆盖下的美国五十年》（瓜尔内里，2019）等，《重走美国大报》（辜晓进，2018）展现了当前数字时代美国报业转型与融合发展的现状。

其他如《世界广播电视史》（刘建明，2018）、《世界报刊史：报刊的起源、发展与作用》（维尔，2018）、《电子媒介发展史》（杨‹ ，2017）等揭示了世界报刊、广电发展情况。《当代世界媒体》（徐和建、刘笑盈，2018）梳理了500多家世界主流媒体的基本情况。

13.媒介技术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互联网发展史研究成果

相关成果多为对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总结。其中总论性成果《中国网络通史（全6册）》（孙国瑜，2015）从网络生态、网络心理、网络犯罪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演变脉络。《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闵大洪，2016）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此外，《互联网与中国20年：变革与创新》（张国良，2016）、《中国网络行动十年——动因、过程与影响》（丁方舟，2016）、《中国网络电视台发展研究》（杨状振等，2016）、《中国网络视频史》（陆地，2017）、《网络主持发展简史》（李桃，2018）、《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的变迁研究》（吴婧婧，2017）、《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斯丹迪奇，2019）从不同视角见证和呈现了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二）“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论文方面，代表本学科领域专业水平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四大刊物在这一阶段共发表新闻传播史类论文400多篇。其他各类刊物刊载的新闻学与新闻史论文近3000篇（注：我们提取了知网上高校学报与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的篇目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因篇幅所限，下文所涉及论文的篇名和出处不再详录）。其中外国新闻传播史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只有十多篇论文，主要为前苏联、日本新闻事业的研究。这些论文的主题也涉及上述各个方面，但总体来说它们集中回答了如下一些重要问题：

1.古代传播活动研究方面，开展了先秦文字媒介、古代邸报、露布及其他政治传播活动的研究

先秦文字媒介研究。有学者发现，早期的甲骨文向金文转变是一次重大的媒介革命，标志着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文化、文字传播内容的全面颠覆性的变革。而后来秦朝的“书同文”则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赵云泽、董翊宸，2019；赵云泽、杨启鹏，2019）。

邸报研究。信息传播方面，有学者认为进奏院衍生一系列别名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功能由多元向信息传播集中（魏海岩，2018）；宋代的“邸报诗”透露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军情战报、社会文化等信息（刘大明，2019）；而邸报在唐宋官员的任免信息发布上也有严格的把关流程（刘晓伟，2019）；邸报信息可信度高，因而唐宋以来的历史修撰多将其作为史料采录（魏海岩，2017）。发抄辑录方面，明代的通政司和六科负责刊发邸报；提塘官主要传送军事情报（顾克勇等，2019），通政司编发时以史家实录的方式记录事实，而不发表评论，保持了某种客观性（严孟春，2018）。

露布研究。露布演变的关键期是东汉到北魏。有学者考证：东汉的“露布”是指“露版”传递的文书。到了北魏，露布多用于战后报捷，其物质形态由原来的“露版”转变为旗帜（陈建群等，2016）。唐宋时期，随着邸报、榜的兴起，露布逐步走向尽头（赵云泽，2017）。

其他政治传播活动研究。如“讽谏”（陈雪军，2016）“史论监督”（李东晓等，2019）以及潘祥辉的系列主题论文“秦晋之好”“对天发誓”“瞽‰传诵”“公报”史等，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古代传播媒介、传播活动。

2.近代报刊史方面，共产党报刊、民营报刊及近代报刊阅读史成为研究热点

共产党中央报刊及其宣传体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题，如民国时期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发展演变（倪延年，2019）、中共早期中央党报宣传策略的调整（张朋，2017）、延安时期中央机关报与国共关系的互动研究（倪延年，2019）、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再解读（贾梦梦，2020）、整风运动中重庆《新华日报》的改版（王雪驹等，2018）等。有考证指出，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经历了五次转折（倪延年，2017）；大革命时期中共建构了自己的宣传体系（陈龙，2019）；抗战前后共产党新闻宣传口径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倪延年，2017）。

《大公报》《申报》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最新发现的台北“国史馆”档案材料揭示，史量才辞退主持《申报》言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陈冷，全权掌控《申报》舆论并引导其走向激进化（韩戍，2019），这才是史量才之死的关键原因。还有学者指出，《申报》禁邮目的是敲打史量才，收紧抗日舆论（刘继忠，2019）；关于《大公报》，还有南迁的解读（徐基中等，2017）；“两不”方针的分析（王咏梅等，2017）、“民营到党办”的变迁（江卫东，2018）、转向过程中民主人士周太玄的作用（王咏梅，2018）等研究有一定的新意。

近代报刊阅读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蒋建国的系列论文《维新前后商业报刊的时政报道与读者阅读》《办报与读报：晚清报刊大众化的探索与困惑》《甲午之前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传播、阅读及其影响》，卞冬磊的《为致用而读：新闻纸在晚清官场的兴起（1861-1890）》，詹嘉如的《集体读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读报组研究》等等，系统描述了近现代官员及普通读者的读报状况，呈现了读者视角的报刊史图景。

在华及侵华外报研究。如程曼丽的《文化政治视角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赵云泽、刘珍的《晚清在华外报：作为新知与意识形态的桥梁》，周德波的《晚清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现象的文化价值重估》，赵晓兰的《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阶段与特征》等，试图还原西方传教士与商人报刊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历程。另外，沙俄及日伪在华新闻事业研究的成果有沙俄统治下“关东州”新闻事业及其管制（文俊，2016）、日伪组织的“满洲弘报协会”研究（虞文俊，2018）及日系蒙古文报刊的两面性研究(赵丽芳，2016）。

3.广电史研究方面，早期广播的创办及广播的功能受到关注

广播的起源研究。有考证发现，澳门第一座广播电台的主要负责人是奥斯邦（刘书峰，2018）。奥斯邦在中国创办广播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其社会资源所限和资本不足（刘书峰，2019）。还有论者提出红色中华的新闻台尚不能将其视为我国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人民广播事业的起点（陈信凌等，2017）。

广播的功能研究。有学者发现，广播最初塑造了市民全新的日常生活结构、聆听习惯、感官体验，乃至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李暄，2018）；抗战时期的广播电台发挥了重要的情报及外交功能（艾红红，2017）；解放初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引领上海本地广播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成新中国政治认同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许静波，2019）。

电视史研究方面，有学者发现，民国时期国人的电视认知为电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准备和人才储备（黄志辉，2016）。2019年是中国电视发展60周年，中国文化电视60年（石长顺等，2019）、中国电视批评60年（朱婧雯等，2019）都有了总结与梳理。

4.新闻教育史研究方面，围绕早期的中国新闻教育及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开展了考证

民国时期上海的新闻教育研究。有研究者发现，其地域特征明显、对周边的引领辐射作用非常大，办学层次多元（李建新，2016）。其中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个新闻系的诞生地。有学者通过档案资料还原了圣约翰新闻教育的25年历程（周婷婷，2017），还有学者回顾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孕育、创建与早期建设（梁德学等，2019），也有研究发现它在参酌外来新闻教育模式的同时积极寻求确立中国新闻教育的自身本位（黄瑚，2019）。

新中国的新闻学者研究。2018年中国新闻教育创始100周年之际，有学者重温了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实践、思想和理念，以及第一代新闻教师群体所作的开创性贡献（赵玉明等，2018），认为第一、二代新闻学教师“艰苦创业、以启山林”，第三代则“敢为人先、中流击水、兼容并蓄”，新世纪以来的第四代则“放眼世界、心怀家国”（艾红红等，2018）。

5.传播史研究方面，开展了学科发展40年的追溯及学科本土化问题的反思

传播学科发展40年的回顾与梳理。有学者指出，传播学引入中国，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做出了开拓性、引领性的贡献（张国良，2019），没有1982年施拉姆、余也鲁在广州、北京、上海的讲学活动，传播学在中国落地不可能那么迅速（罗昕，2017）。还有学者提出1982年的“北京调查”是传播学在中国发端的重要历史事件（方晓恬，2019）。传播学在中国之所以出现学科化路径取向，一方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建制化诉求，同时也与国家实现理性管治目标的需要密切相关（田嘉宝，2018），也不排除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层面的有力驱动与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需（张国良，2018）。

传播学的本土化探讨与争鸣。有学者梳理十几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综述发现，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迈向本土化/中国化的脉络（张咏华，2019）；也有学者反思性地提出了中国传播学术的主体性问题（赵月枝，2019），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刘涛，2019）；当前传播研究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保守的痼疾（胡翼青等，2018）。本阶段围绕庄子的传播思想再次引发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争鸣（邵培仁等，2014），有学者指出，本土化的前提是避免标签化（尹连根，2017），而另一方则指出它恰恰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观（姚锦云，2019）。

6.传播技术史研究方面，晚清电报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史研究有了进展

电报史研究。有研究者发现，“官督商办”的体制推动了电报网络的本土化，但也使电报从“自强”工具变为“求富”生意，因而它难以发展成为大众服务的公共事业（李煜，2018）。电报落地中国后，催生出简朴质约的“电奏”新文体，重塑了君臣关系展演的空间舞台（孙藜，2018）。发展到清末，通电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技术工具（李兴博等，2019），民国时期新闻专电业务出现（田中初，2019），20世纪中叶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高存玲，2019）。

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研究。2019年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二十五年。有研究者发现2005年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呈现非线性扩散历程（崔凯，2019），在促进中国社会互联方面形成了弱联结、强联结和超联结三个阶段（方兴东，2019）。如何记录互联网这几个阶段的发展史？一是保存在网友记忆中的消逝的网站（吴世文等，2018），二是再现互联网发展进程与网民个人成长历史的网络自传（吴世文等，2019），还有一种是社会记忆，即中国互联网10年、20年与30年的“节点记忆”（吴世文等，2019）。

7.传媒人物史研究方面，聚焦于民国的新闻职业共同体、报人群体特征的考证

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研究。有论者指出，它呈现出溯源与孕育（1815—1905）、萌芽与建构（1905-1928）、分化与重构（1928-1949）的演进逻辑（余玉，2019）。萌芽状态的职业共同体，最早源于晚清报人之间的相互交往（蒋建国，2017）；最早酝酿成立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最终未能形成稳固和“自觉”的职业共同体（张继汝，2018）；而20世纪20年代晚期上海则形成了报馆组织、报纸行业与社会协同形成的明星记者制度（路鹏程，2019）；30年代新闻职业团体已经比较活跃，推动了记者职业化的进程（田中初等，2016）。

报人群体研究。有论者发现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派湖南报人群体带有浓厚的政、学、商色彩，形成了独特的同仁合作模式（李晨曦等，2016）。也有论者指出民国时期新闻出版人的职业素质和素养还处在成长期（陆高峰，2017）。还有研究揭示，中共南方局报人群体形成了中共党员报人为核心，进步报人为纽带，中间立场报人为外围的三线格局（吴自力，2017）。如何看待民国报人群体，可从“国家”“民族”“道德”“行业”和“阶段”去评价（倪延年，2018）。

8.传媒思想观念史研究方面，多集中于舆论观念的梳理与新闻观念概念的考证

舆论观念史的梳理。有论者发现，古代中国形成了以上层建筑“舆论监督”为主导的舆论传播机制（谢清果等，2016）；而东汉民间乡议活动“月旦评”折射了民间与官方舆论场相辅相成、互为对立的关系（田素美等，2018）。清末预备立宪后，“舆论”逐渐衍生出国人参政、限权政府的现代意涵（段然，2019）。民初“舆论”被以群众动员为目的的“主义”取代（唐海江，2016)。由上可见，舆论概念的推演与形成在中国有着漫长、复杂的本土化历程,与国外选举调查的“舆论”概念迥然有别。

新闻传播概念的考证。如“党性”和“人民性”的论争（陈力丹，2016；向芬，2018）、“以人民为中心”概念的衍变（涂凌波，2019）、“记者”（邓绍根，2016；郑一卉，2016；周光明等，2018）、“报人”（陈志强，2016）、“报社”（周光明等，2017）、“新闻纸”（向芬等，2016）、“小报”（夏琼，2019）、“宣”（潘祥辉，2018）、“慎独”的传播观（谢清果，2016）、“文人论政”（李滨，2018）、“新闻自由”（邓绍根，2019；王冠群等，2019）、“党八股”（邓绍根，2018）、“舆情观”（林荧章，2018）、“舆论监督”（邓绍根，2019）、“有闻必录”（操瑞青，2016；操瑞青，2018）、“同人办报”与“全党办报”（林羽丰，2018）、“耳目喉舌”（袁映雪，2019）、“益闻”与“风闻”观（操瑞青，2018）、国人的的“泰晤士报”观（唐海江等，2017），等等，这些从历史的角度澄清了本学科领域一些重要而又基本的概念，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内涵。

内参制度及其治国理政功能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巧用内参推进新三反运动（刘宪阁，2016）；文革时期，毛泽东批示过的内参有30余种120余篇，体现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与策略（尹韵公，2019）；改革开放后，胡耀邦曾批示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达21次，涉及改革、基层、民生、青年人等主题（李守仲，2016）。有学者发现，2000年以后，内参报道成为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刘宪阁，2017）。

（一）“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特点

1.重大项目结出一批有影响的硕果

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如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2014），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2015），中国报刊阅读史（2016），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2017），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2018），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史料整理、汇编与研究（2018），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历程、规律和趋势的口述史研究（2018），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2019），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2019），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2020），等等，获得立项。

新闻传播史要研究的内容很多，领域也很广。这些重大项目基本上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了本学科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重要、前沿性的问题，并结出硕果。如王润泽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整理出了民国各种新闻史料，部分解决了一直以来本学科史料不够、东拼西凑的问题；韩丛耀完成了中国近现代新闻漫画和照片发展史的梳理；蒋建国解决了一直以来报刊史上不可或缺但又被忽略的读者与阅读效果问题。方兴东通过口述史、记忆史、网站史留存了大量的互联网珍贵资料。这些重大成果研究问题前沿、出版密集，为推动本学科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国家经济发展与学科建设的需要推动了外国新闻传播史的系列需要

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一直偏弱。过去的著作多属于教材性质，带有常识性、普及性特点，英美占主导。研究论文也一直不多。“十三五”阶段出现了系列国别史著作，在地域上不再以英美国家为重点，而是遍及欧洲、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如美洲有加拿大，欧洲有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前苏联国家，亚洲有伊朗、印度、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成果的生成既有国家项目资助因素的影响，如陈力丹开展的“欧洲五国新闻史研究”（教育部重大项目）产生了系列国别史著作；也有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政策推动所致的影响，如为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立项资助了姜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为提供好所在地新闻传播方面的历史与政策服务，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著作相继出版，这也是国家发展政策影响的直接结果。

3.民国新闻传播史作为断代史得到了全面的整理和发掘

民国是一座研究的富矿。整体上看，无论是新闻传播史专著还是论文，其研究关注的时间点多为民国阶段。

具体到新闻传播史专题，又有地方新闻史、红色新闻事业史、画报与图像史、传媒经营管理史、报刊阅读史与业务史、教育史、学术史及专题史料，这些构成了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专题和议题，基本上延伸和覆盖了各个重要的领域和方向，呈现了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概貌。它们也是一直以来方汉奇倡导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拓深拓广的结果。

4.产生一批体现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成果

构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系列观念概念有了梳理与考证。如“记者”“报人”“报社”“新闻纸”“新闻自由”“党八股”“有闻必录”“文人论政”“同人办报”“耳目喉舌”“全党办报”“党性”“人民性”，等等，这些新闻学科的基本概念有了系列梳理与考证。同时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有了历史层面的梳理。如内参制度、红色报人的办报实践等。

部分体现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闻传播史成果开始走出国门传播到境外。如赵永华（俄文，2017）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李彬（英文，2017）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赵云泽和孙萍（英文，2018）的合著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韩丛耀（日文，2018）的《中国图像新闻史：1840-1919》。

（二）“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主题的学科化规划仍需重视

除了一些国家重大项目支持产出的系列成果有着明显的学科意识外，其他自发性的研究成果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科视野，但目前总体上还显得相当零散，具有严重的碎片化倾向，缺乏学科站位的高度。如就民国报刊史研究而言，一些学者关注的多为民国报刊本身，而未能把报刊置于当时的社会状态、文化格局、政治背景中作整体性的把握，多沦为对琐细材料的浅层梳理，看不到报刊本身所处的时代意义与文化价值。其后果是学科成果无法形成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也无法给本学科的分支学科提供史学支撑，最后自然被逐步边缘化。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发展的逐步深入，新闻传播史的学科地位能否延续和巩固恐怕还难以预估。

2.研究史料的数字化建设亟待推进

史料性文献数字化建设是当今各大学科建设的重点。文学、历史、哲学都在积极创建自己的史料数据库，为数字时代的学科发展抢占先机。如历史学科创建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汇集了所有和抗日战争及近代中日关系有关的文献数据，于国内国外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不同凡响的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本学科的数字化、数据库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仅见于王润泽、刘继忠、陈媛媛关于史料数字化的讨论。数据库建设成果仅限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民国新闻史料数据库及延安大学图书馆花费巨资开发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全文数据库》，它们暂时还未能在线开放共享。

3.研究领域的空白化填补亦可拓展

新闻传播史学科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除了外国新闻传播史一直比较薄弱外，还有国民党新闻事业、日伪新闻事业、改革开放新闻事业等可作进一步拓展。

“十三五”期间共产党红色新闻事业取得的进展较大。但在新闻传播史学科体系中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研究相当薄弱。忽略或无视其研究，也就不能透视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新闻事业与之作斗争的尖锐性，也就无从看出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和曲折性，从而也就无从完整地呈现出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丰富实践经验及其伟大性。日伪新闻事业研究也同样如此，此阶段的新闻事业的政治环境与组织构成相当复杂，它也仍需要作出一定的关注。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如何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又如何跳出西方的发展模式与理论框架，这种中国特色的在地实践历程与经验很值得总结与归纳。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发展，整个社会结构逐步走向重构，传统新闻传播事业面临很多新的情况，当前除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这类成果及部分描述性的当代新闻事业史成果，学界并未从“史”的视角全面呈现和阐释上述新闻传播事业的巨变。作为完善的中国新闻史学体系，这部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4.研究力量有待深层次战略化整合

中国新闻史学会于2017年8月18日至19日在河南郑州举行了规模达1300人之多的盛会。学会下设22个二级分会。目前关涉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至少有9个分会，其研究领域已远远超出传统的新闻史研究。

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随着新闻史学会规模的扩大、更多二级分会的产生带来的是原有新闻传播史研究力量的分散化与研究队伍的逐步缩编和萎缩，一部分颇有建树的青壮年学者近年来不再涉猎新闻传播史研究，诸多年轻学者转向热火朝天、经世致用的新媒体研究领域。有数据显示，1986-2018年，全国共设立新闻传播学国家项目近1700项，而1986-2018年新闻传播史课题共计216项，经笔者测算整个学科中新闻传播史课题所占比重不到13％。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史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中所处的方位。

新闻事业一直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新闻史研究亟须整合力量，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出书斋，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相呼应，才能在产出社会效益的同时改变目前的这种发展不足。

（一）年轻化、精英化的研究队伍为高质量的成果产出提供了保障

仅仅从近年来四大刊的发文作者来看，新闻传播史成果产出数量较多的是：少壮派学者倪延年和黄旦；其次是中青年学者王润泽、邓绍根、蒋建国、王天根、李秀云、唐海江、艾红红、胡翼青、王咏梅、潘祥辉、赵建国、吴果中、路鹏程、田中初等；还有一批更年轻的学者，如赵云泽、俞凡、卞冬磊、朱至刚、郭恩强、向芬、龙伟、刘宪阁、谢清果、许加彪、魏海岩、齐辉、虞文俊、操瑞青、王继先、刘继忠、刘书峰、徐基中、孙藜等，他们多师出名门，无论是知识视野还是研究方法都已具备相当的学科优势和势力，能继续产出一批高质量的论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度优秀论文新闻史有4篇入选，有评委指出，“如果评委会不是顾忌某个领域的论文比重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一半，那么入选的10篇中，新闻史研究的论文一定会轻松过半”。可见，本学科的成果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学术含量与分量。

（二）数字化技术为史料整理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史料是新闻传播史学科研究的基础。过去很长时间内新闻传播史研究水平没有出现大的提升，这与史料有限不无关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将大大提高史料的复制、影印、电子化水平。但是，除了近年来一批专题史料的整理以及过去比较常见的教学资料编撰，本学科在这方面的积累一直相当有限。

未来的史料整理空间分布在各大政党及民主党派新闻史领域、日伪新闻史领域、改革开放与新闻事业发展领域，或针对某一专题，如《新青年》、红中社等形成的专题性史料，建立可共享共用的专题文献数据库。相关的基金资助可以重点加强对这一领域的支持并推出一系列的数据库建设课题，如此可以稳固新闻传播史的学科根基，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养分。

（三）跨学科、交叉性研究方法为专题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能

一些交叉性研究如从女性、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报刊史，报刊与党争、广播与社交、大众传媒与政党、期刊与抗日等，多是透过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报刊史、广播史、期刊史，这些视角新颖的交叉研究可以摆脱原有研究思路的束缚，为本学科专题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另外，文学、历史、出版、党史等学科的成果与本学科存在部分重合乃至重叠之处。一些跨学科成果如“满铁剪报”史料、民国出版史料、期刊史、抗战史料丛刊等在本学科人力物力暂时还不能企及的情况下，它们对本学科发展而言其史料、史学价值重大，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或开展科研合作，为解决史料整理研究力量不足的难题提供了可能。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史的书写

进入21世纪以来，为突破过去的革命史范式窠臼，一些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多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生态学研究范式乃至大家提到最多的现代化范式，他们自然选取了新的阐释角度并体现了一定的个人创见。遗憾的是，“十三五”期间新闻传播通史性成果仅见阳海洪和赵云泽的2部著作。

总体来看，过去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建构起来的革命史范式在一些新的解释框架的冲击下走向越来越模糊。但目前基于其他各种范式所书写的这些新闻传播史成果限于各种原因多在入史标准、时限范围、学科视野以及阐释框架等方面还留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亟待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而现有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积累尚不足以产生对革命史范式的彻底突破，因此，如何在过去革命史范式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吸纳其他多元的研究方法与解释框架，撰写出既符合我们国情、又有理论深度，特别是有思想、有宏大视野的新闻传播史专著，这一研究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似乎还任重而道远，这也是当前高校与科研机构无法回避的一大重要学术问题，需要重点突破。

（二）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术史的系统梳理

此专题在20世纪末有过系列总结性的成果，但在整体与宏观把握上还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另外，新世纪已经走过20年，这期间新闻传播史学科本身也形成了新的积淀与积累，尤其是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高度去观察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有一番新的学术思考与价值考量。

这也有助于新闻传播史跳出“自说自话”的碎片化话语状态，投入到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中，一改逐步门庭冷落的状态，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

（三）新闻文献的数字化整理与数据库建设

一方面是各类新闻专题史料。目前进展较大的仅限于民国新闻史料及共产党新闻史文献的整理。日伪新闻史料、中国政党新闻史料、改革开放新闻事业发展史料及其他各类新闻专题史料都亟待整理并创建共享的数据库。

另一方面是传媒名家作品。名家名作是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尽管很多传媒名家的个人作品有过整理，但基于一定的研究思想、编撰理念并从学科发展高度对其做出系统整理的工作至今尚未开展。

这些史料与文献如何数字化，如何建立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也须从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的高度进行讨论。否则，各自为政容易消耗人力物力，开发出的成果也不易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产生的边际效益与学术影响将相当有限。

（四）新闻传播专题史系列的规划与完善

目前，地方新闻史专题研究出版了通论性著作并产生了系列成果，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专题史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就整个新闻传播史学科而言可以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开展并完善如下专题史系列研究——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含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科发展史等；新闻传播教育专题史：目前通论性著作已经完成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及各大名校的办学史还亟待完善，可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专题系列；红色新闻传播专题史：含共产党报刊史、广播史、通讯社史、新闻宣传史，统战宣传史、新闻舆论斗争史、宣传机构发展史等，以上可认知完善对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新闻宣传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新媒体发展专题史：含新媒体经营管理史、新媒体演进史、媒介融合史、新媒体口述史等，可完善对新媒体发展规律的多侧面认知。

（责任编辑：王汉威）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2年第1期